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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是原国家副主席之子,与荣毅仁共创中信,54岁时任中信董事长

2026-11-20

1979年,北京,38岁的王军接到调令,离开熟悉的军工和装备工作,参与筹建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。那时的他并不是金融家,甚至很少有人能预料,这次岗位变化会让他与中信结伴走过二十多年。 王军的起点带有鲜明的工程技术色彩。1966年,他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,之后在造船厂担任工程师,后来又在海军和总参装备部门工作。严谨、直接、重视数据,是这段经历留给他的工作底色。 中信的诞生,则源于改革开放初期对外经济工作的需要。1979年1月,邓小平会见荣毅仁时,希望他围绕改革开放多做实际工作。同年10月,经国务院批准,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成立,荣毅仁担任董事长兼总经理,王军成为创始成员之一,负责业务工作。 当时的中国,企业融资、跨境投资、融资租赁等概念都还很陌生。中信没有现成模式可以照搬,只能边做边摸索。它既要引进资金和技术,也要向国内企业解释,债务、信用和资本并不只是负担,也可以成为发展的工具。 王军的难处在于,他必须完成一次跨度很大的转型。一个熟悉装备、工程和技术管理的军工干部,要迅速理解金融规则、国际市场和企业经营,不能只靠书本。中信早期开展融资租赁、海外投资、国际经济咨询等业务,王军正是在这些具体工作中逐渐进入金融领域。 有意思的是,中信最初并不像传统意义上的单一企业。它同时涉足生产、技术、贸易、金融和服务,承担着试验性质。到1986年底,中信已经发展为综合性企业集团,这种跨领域布局为后来形成金融控股架构埋下了伏笔。 1993年,荣毅仁当选国家副主席,王军出任中信公司总经理。两年后,54岁的王军接任董事长。摆在他面前的,不是一家等待享受成果的成熟企业,而是一家规模扩大、业务复杂、风险也随之累积的庞大机构。 中信宁波的处置,体现了他的经营取向。面对企业困境,王军没有简单把问题推入破产程序,而是主张关闭企业,并尽力返还个人投资款。中信为此付出了不小代价,但他坚持认为,企业一旦失去信用,账面上的收益也很难长久。 “中信最宝贵的财产就是信誉。” 这句话被许多老员工反复提起。王军在内部管理上并非一味强硬,他重视讨论,也愿意听取不同意见。但涉及重大经营判断时,他又敢于承担责任。1996年处理中信泰富股权时,他绕开了部分常规程序,作出出售股份的决定,因而受到“国有资产流失”的质疑。 这场争议并没有很快消失。股权出售后,中信获得约108亿元资金,后来这笔资金在应对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发挥了重要作用。面对谈话和批评,王军承认程序上的独断,却坚持当时的经营判断。他的逻辑很清楚:关键时刻,企业要有可以调度的资金,也要避免市场因消息泄露出现更大波动。 这件事说明,王军管理中信的重点,从来不只是扩大规模。他更关注企业能否在风险来临时保持独立判断。对一家拥有多项金融和产业业务的集团而言,资产越大,内部协调和风险隔离就越重要。 2001年10月,经国务院批准,中信开始向金融控股公司方向调整。王军推动行业内部整合,也推动跨行业协同,使银行、证券、信托、保险等资源逐步形成联系。中信不再满足于单项业务增长,而是试图建立由集团统一掌握、各金融机构相互配合的经营体系。 这项改革并不轻松。不同机构有不同的监管要求和利益边界,整合不能只靠行政命令,更需要制度设计和管理能力。王军强调,中信的优势在于能够直接控制旗下金融机构,并让各项业务形成互补。到2003年,中信完成内部整合和初步混业,赴港上市也进入准备阶段。 2006年7月末,王军卸任中信集团董事长。此前,他主持中信近11年,推动资产规模和业务结构持续扩张。离开岗位时,他曾说,希望找个小镇住下,闲暇时下围棋、打桥牌,过一种安静的生活。 这位从军工技术岗位走进金融企业的管理者,留给中信的并不只是资产数字,还有一套关于信用、风险和长期经营的判断。对中信而言,王军时代的意义,恰恰在于把一家改革开放初期的试验性企业,逐步推向了综合金融集团的轨道。 特别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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